2010年一月的一天夜里，我在那不勒斯的海港附近闲逛，发现了一座由多个圆柱形的塔组成的城堡，其中两个圆柱形之间有一座和整座城堡风格很不一样的门，当时我完全不知道它是什么。一年后，当我看到Castel Nuovo的照片，我才知道，那就是阿拉贡的阿尔方索五世（如果按那不勒斯算，应该是阿尔方索一世）在那不勒斯所修建的凯旋门。我之所以在这里先说这次个人经历，是因为，这体现了这座凯旋门和古代的与近代的都不一样之处：它不在那不勒斯城市的视觉汇聚点，也不在城门上，不在大道上，也不能穿越。另外，它还有一项与传统凯旋门不同之处：在阿尔方索的儿子费兰特击败了对手，重新得到那不勒斯之后，他把装有父亲心脏的瓶子放在凯旋门的上拱门里：这座凯旋门成了阿尔方索之墓。虽然有些学者如Kruft，在对Hersey那本书的评论中，质疑这个凯旋门变成的墓是儿子对父亲意图的曲解。但是，一方面，这件事说明，凯旋门成为墓符合当时的精神状态，因为并没有任何文献记载时人对这件事的合理性的质疑；另一方面，凯旋门的形制与当时教堂里的墓相似；另一方面它装饰里的海仙女、半人马、小妖怪与古罗马的外棺装饰相似，而这些装饰在古罗马是具有超度灵魂的功能的。在具有无可辩驳的葬礼含义之外，它作为凯旋门的功能也是无可质疑的：它的主要浮雕描述的就是他1443年的凯旋仪式的情景。Hersey认为，因为下凯旋门、中间浮雕、上凯旋门是依次建造的，所以体现了不同时期阿尔方索的不同想法：下和中是纪念自己凯旋的凯旋门、上端是贡献给神话中那不勒斯的建造者Parthenope的墓。先不说他关于Parthenope的墓的想法就如Kruft所批判的那样，只是他证据不充分的主观臆想，很显然，他和Hersey一样，认为凯旋门和墓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精神状态，因此他们只能历时地共存。我认为，无论像Kruft一样专注于反驳事实的合理性，还是像Hersey一样致力于给自己的主观想象累积一个个不够充分的证据，都是对关键问题的偏离：历史研究的关注点应该是，事实如何可能成为并且成为事实（虽然因此我们逃脱不了历史主义的魔咒，但是，我们难道为了避免历史主义抛弃历史？其实这也是一种可能的选择），在这里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建筑如何可能并且如何最终既是凯旋门又是坟墓。这就是我在这里所提出、试图提出一些解决的途径但仍有待于进一步解决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回到1443年阿尔方索的凯旋式。
在1443年，他征服那不勒斯八个月之后，他举行了凯旋式。在讨论这个凯旋式之前，我们需要了解当时的那不勒斯的人口构成和政治结构。那不勒斯当时分成五个区：Capuana, Nido, Porto, Portanova, Montagna还有一个有一座城市那么大的准区Popolo，主要是商人住在这里。每个区有很高的自治权，有自己的法律、习俗和行政管理处，而这些管理部门主要是世袭的。另外佛罗伦萨、加泰罗尼亚、米兰等城市与国家的侨民分别在那不勒斯有自己的居民区、自己的行政管理机构与自己的法律。因此，概括来说，在阿尔方索进入那不勒斯的时候，那不勒斯居住人口是多元的，这也不难解释，阿尔方索的凯旋队伍，在游行过程中，穿过了五个区，最后才穿过大教堂门前的临时凯旋门。这里我们就能看出阿尔方索的凯旋式和古罗马的区别：在古罗马，将领或皇帝征服一个遥远的区域以后，回到国家的中心，接受公民的欢呼，并且接受与为国家所带来荣耀相称的荣耀。而阿尔方索的凯旋式，在地理上说，更像是中世纪的城市征服者：一个外来者，占领了一个城市后，穿过城市的每个区，让每个区的领导者服从于他，一个明显的原型就是安茹王朝的查理。但凯旋门的设立，和仪式中有意按照古罗马的记载，如Baretto的论文中所指出的，他的马车是模仿Camillius凯旋式由四匹白马牵引的四轮马车，而Camillus的马车本身是模仿阿波罗的马车，都增加了凯旋的意味，如果我们把它看成是凯旋式的话，它是公元六世纪以后在西欧的第一次。这无疑是为了确定他统治那不勒斯的合法性：在1416年，他通过继承成为了阿拉贡、瓦伦西亚、马洛卡、匈牙利、加泰罗尼亚、撒丁、科西嘉国王，1521年他曾经进入了那不勒斯，赢得了那不勒斯女王乔瓦娜二世的信任，成为了她的养子，而成为西西里王位的继任者，只是因为后来乔瓦娜二世反悔，才有了后来的曲折。他的凯旋式无疑也是在说：我胜利地回到了我出发的、本属于我的地方。
但这只是最表面的层次，在现实情况下，古罗马统治者、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在那不勒斯并不存在。古罗马的凯旋式借助于古罗马发达的戏剧传统，在视觉上给公民以震撼，而为国家的荣耀所感染。在阿尔方索的情况下，我们从丰富的记载中看到上面有寓意人物与凯撒的佛罗伦萨马车、有天使的加泰罗尼亚马车，还有阿尔方索自己的马车，跟随者是当地贵族、各个区的长官和外国使节。从上面对那不勒斯城市状况的了解，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其中有很多帝国的象征，这个凯旋式的尺度是那不勒斯的城市尺度，这个仪式的观众不是那不勒斯城市居民，因为我们知道，国王和城市居民并没有明确的关系。其实，这个仪式与其说是给人看的，不如说是参与的，或者说，是真实的：在仪式之前的三天，阿尔方索与世隔绝地处于一个教堂内，按照由Arnold Van Gennep提出，而由Victor Turner完善，现在已经成为经典的人类学说法，他处于“仪式过程”的第二阶段，也就是阈限期，在阈限期之后，他进入了这个更紧密融合的凯旋式，他和这个城市原有的统治者们相融合，从而真正意义上成为这个城市的统治者。这个仪式中，没有有意面向的观众，只有演员。其实，正如福柯在《词与物》中所指出的，在文艺复兴时期，我们所说的能指与所指并不完全分离。在我们时代，由于韦伯所说的“祛魅”，能指和所指几乎完全分离，绝大多数事物只有本雅明所说的“展示价值”（Expositionswert），也是遵从于“符号-意义”的链条，甚至政治宣传也是如此，包括科学研究，还有艺术史的语言，在艺术史语言中，我们说，AA表示BB；AA象征BB，这都是有意把AA和BB相分离的方式。我们在下面的情况中，就可以看出这个分离带来的问题：
在1443年，为了纪念这个事件，各个区捐了八千杜卡特，就在大教堂门前，这个事件的发生处，修建凯旋门。然而根据记载的一则轶事所说，一位有功的将军抱怨这个凯旋门挡住了他家的采光，因此阿尔方索把这个方案整体移动到了刚刚扩建的Castel Nuovo的门口。这个理由无论真假，移动这个凯旋门我们确定是真的。（另外，有记载表面阿尔方索推崇维特鲁威的建筑理论，把它奉为自己的建筑圣经，在维特鲁威的书里，认为用凯旋门作为宫殿门是合适的。）这至少说明，对于阿尔方索来说，重要的是纪念，而它在哪儿，无论是在市中心、还是作为城堡的门，无论是宽阔的广场，还是如现在这样在逼仄的港口附近都不重要。换句话说，重要的并不是它被看见，或者被看见的方位与方向甚至方式，而是它存在，并且“永远”存在（让我们想一下巴黎圣母院斜前方的骑马雕塑）。这和后来在绝对主义下几何上离心的广场式纪念碑，与在民主政治下的几何上向心的纪念碑都不同，与古罗马建在主要道路上的凯旋门也不同，以上几种纪念碑的基础是国家和公民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在阿尔方索这个典型的伊比利亚的封建君主这里并不清晰。阿尔方索的纪念碑的纪念碑性是时间意义的、而不是空间意义的。从这个意义上说，Hersey所认为的阿尔方索在1450年之前，把其他的领土分别分给了他的兄弟和妻子，而自己只专注于亚平宁半岛事务和这个凯旋门的古代风格有关系是正确的。我们可以在凯旋门上看到很多关于古代的引用，例如无处不在的赫拉克勒斯主题，还有古罗马皇帝的头像，甚至在两座圆柱形的塔加上之间的凯旋门，它所模仿的不是当年最接近统一半岛的霍亨斯陶芬家族的弗雷德里希二世在Apulia所修建的Castel del Monte么？在明显的，正统的四种品德公正、矜持、力量、明智的主雕塑下方，是我们肉眼看不见微小的关于海仙女、半人马这些在形式上很微小的浮雕，甚至连它们很下方阿尔方索和他的儿子所在的微型群雕，也不是肉眼能注意到的。问题因此来了，看不见的雕塑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如果再用政治宣传来解释，就很难解释了。我的答案倾向于，看不见的雕塑其实并不是为了让人看的，只是为了存在，海仙女、半人马的微小雕塑具有超度灵魂的功能，这里我们很难用“表示”或者“象征”了，要知道，死亡是人类生活中最后一个可能祛魅的事情，在死亡面前，人不可能避免迷信和神秘，何况这个神秘是以古代的名义。在如乔瓦娜二世的哥哥Ladislas国王的墓碑一样的基督教的正统墓碑图像的周围，加进异教的葬礼元素，两者从一定意义上说都有助于灵魂上升，为何不能共存呢？。这就是凯旋门和墓碑的结合点：它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建筑，而是私人建筑。凯旋门的中间凯旋浮雕上，只描述了阿尔方索的马车，而没有其他的马车，阿尔方索的马车从四只变成了两只轮子，而四只马前面不是另一匹马在牵引，而是一个不可识别的女性角色。所有的马前腿都在跨越，这可能是在模仿流传下来的同样具有伊比利亚血统的古罗马皇帝奥勒留的一次凯旋礼的图像。在凯旋门上，一切战争的情景被刻意避免，在铭文上CLEMENS也说明了这种刻意，这种刻意是对自己理想形象的塑造。
无需再接下来讨论科林斯立柱与爱奥尼亚立柱的叠加与阿尔贝蒂的关系，也无需讨论与Pula的凯旋门及Trajan在Benevento所建凯旋门的关系以及伊比利亚血统古罗马皇帝们对建造凯旋门的偏爱，更无需讨论无定论的Boymans的素描及通信中所说的多纳泰罗所几乎雕的骑马像及那不勒斯市中心相传为维吉尔所雕的马像与凯旋门的关系，我们已经很清楚的看到了它不同于古罗马凯旋门的纪念碑性：一方面灵魂的超度；另一方面让自己的理想形象永恒。而这两个并无矛盾之处，因为，虽然前一个目标我们当然不知道，后一个目标，早已通过这个凯旋门成为了现实。
